陈赓在1933年被捕后的日子里

莫邪青锋 2018-11-12 14:15:43

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慕安。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32年9月2日，陈赓在参加攻打黄安（今红安）七里坪的战斗中，不幸右腿膝盖处负重伤，因部队终日转移，不断颠簸，他的伤势越来越严重，组织上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

11月间，陈赓拖着那条负伤的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及时安排他到牛惠霖医院治疗。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他的伤腿逐渐好了起来。

抗战时期的陈赓大将

1933年3月，党决定派陈赓去江西工作。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即3月24日，他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正好跟一个叫“阿连”的叛徒坐在一起。

阿连看到陈赓的时候，装作并不介意，还和从前一样跟他谈着话。陈赓从电影院出来后，阿连紧紧跟在他后面。就在离电影院不远的“偷鸡桥”前面，陈赓终于被这个叛徒拖住了，于是两个人就在马路上厮打起来。陈赓狠狠一拳把阿连打倒，阿连躺在地上从口袋里摸出哨子“嘟嘟”一吹，四周围的巡捕围了过来，陈赓就这么被逮捕了。

陈赓被捕后被送到了老闸巡捕房。不几天，罗登贤、廖承志等同志也被关了进来。

1928年至1931年陈赓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时候，经常跟租界巡捕房打交道，认识了一个同情革命的探长。这位探长见到陈赓后，把陈赓被捕的信息告诉了党组织。

陈赓在巡捕房的西牢里面，遭到残酷的鞭打，并被施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敌人逼他供出共产党人的名字和党的机密，但陈赓一言不发。恰在此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负责人宋庆龄和该同盟的执行委员杨铨，带领许多新闻记者前来探视陈赓和罗登贤、廖承志等，敌人才被迫停止了酷刑。

1933年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对陈赓进行了第一次“审判”，和他同时先后被“审判”的，还有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等4人。

这天，法庭中挤满了人。宋庆龄、蔡元培邀请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博士等到庭，负责办理此案被告的辩护事宜。具体为陈赓辩护的是屠坤范、倪刚两位律师。

开庭后，敌人首先“审问”罗登贤、廖承志和余文化。他们不顾三个被告和辩护律师义正词严的驳斥与抗议，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妄下结论，判“被告”有罪，并宣布把“罪人”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代表。旋即三人被押进一辆汽车带走了。

接着审理陈赓一案。

站在证人席的叛徒阿连说：“我认识陈赓，并且曾于1926年与陈赓在共党内共事。他是江西红军的军长。”

法官宣布将陈赓交由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处理，陈赓于是也被押上了警车。他从“审讯”到被押走前后不到15分钟。

第二天，宋庆龄怀着满腔的愤怒，郑重声明：“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审判‘了5个犯人，并判决由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把他们引渡给中国行政当局。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这些爱国罪犯的被捕事件，只是蒋介石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另一个例证而已；这种政策已使今日中国濒于全部分裂，沦为帝国主义属国的境地。国家的情势是如此的危急，我感觉到我有责任再一次号召中国广大人民起来斗争。”宋庆龄接着尖锐地指出：这次“审判”，“赤裸裸地显示出中国当局和外国的当局事先就已安排好了，只是为了用审判的形式欺骗群众，才把被捕者带出来受审；而被告方面即使提出证据和理由，引证法律条文，也决不能改变法庭的决定。”

同样是第二天，也就是4月1日，陈赓被押解到南京。随后，他遭到了严刑拷打，逼供诱降。陈赓誓死如归，毫不屈服。

4月4日，陈赓和另外几个被囚的人，分别被送进比较好一点的单间牢房，还发了新的囚衣。开始陈赓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第二天宋庆龄、杨铨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人和外国朋友来看望他们，他才恍然大悟，晓得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些“优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手段非常愤慨。

原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直在积极营救陈赓他们，在他们被押解南京的第二天即4月2日，该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及上海分会就在上海亚尔培路331号召开联席会议，当场成立了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并且推派宋庆龄、杨铨、沈钧儒、伊罗生4人为代表，到南京继续营救陈赓他们。当日宋庆龄、蔡元培就联名打电报给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部长罗文干，要求释放陈赓和罗登贤等人。

4月5日，宋庆龄等人到达南京。宋找到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

蒋介石被骂得俯首无言，却不愿意放陈赓出去。

宋庆龄等人又找到汪精卫、罗文干，当面向他们要求即刻释放陈赓等人，同时还书面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

4月5日晚上，宋庆龄等人到监狱中探望陈赓等人。随同前来的还有《中国论坛》杂志的记者。

陈赓从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机会，他对宋庆龄等讲到监狱里的残暴黑暗，讲到他亲身受到的严刑拷打和恶劣待遇，并且当场揭露:为了这次会见，他们才受到了这点特殊待遇。

因为陈赓等人的当场揭露，《中国论坛》记者得以了解真实情况，并且在报道中指出：“他们刚来的时候，并不在这儿。他们七八人一屋地挤在小而潮湿的洞里，只是上一天才被搬到这里来。”

陈赓的揭露，使得监狱当局当场出丑，非常难堪，看守大怒。等到来访的人一离开，敌人立刻把他送进一间又脏又暗的牢房。牢房里面散发着一股股臭味。开灯以后，陈赓见到地上是一堆人骨，墙上挂着刀、枪。特务用枪指着他的鼻子，一再重复地说：“招供！招供！”

陈赓在狱中的命运几乎无人不知，他自己也认为他再无生机了。不过由于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断营救，并且多次跑到南京看他，国民党政府对他也未敢遽然加害。

　宋庆龄在对陈赓等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时，还通过新闻界告诉全国人民：“被引渡给国民党的五个人，正如所有与他们遭受同样命运的同志们一样，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释放他们，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中国就不能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样地生存下去。”

1933年4月底的一天，陈赓被带去见蒋介石。尽管蒋介石以黄埔校长的身份做陈赓的工作，但陈赓仍不为所动。蒋介石觉得在卫兵们面前失了面子，气得脸色铁青，但又不便发作，便给自己找台阶下，对身边的侍从兼秘书邓文仪说：“你好好劝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邓文仪对陈赓说：“如果放了你，请你回到红军告诉黄埔学生，只要他们回头，校长是不会杀他们的。这样好吗？”

陈赓坚定地回答：“这不可能！”

无奈，国民党又把陈赓送回了监狱。

不久，陈赓被转移到另一幢房子里，这里虽然有四、五个卫兵看管他，但是允许他到街上活动，陈赓有了某种限度的“自由”。

陈赓见这里的环境比以前宽松，便考虑同党组织联系，想从这里逃出去。5月底，有个浑名叫“广东麻子”的共产党员，一天突然在陈赓的房间里出现，告诉他，今晚会有两个人来帮助他逃走。

当天夜里，果然有两个同志协助陈赓逃出了这所房子。

1933年5月末，陈赓逃出南京到上海找到党，很快被派往江西中央工作。